编者按——案发之后,先别慌,先把自己“摆对位置”
近期,多地警方对“AB贷”类贷款中介展开集中收网,收网之后,焦虑迅速传导到一个个家庭:公司的实控人、股东、团队长被带走,家属四处奔走;业务员被通知“配合调查”,整夜难眠;还有当初“好心帮朋友做个见证”的亲友,突然被告知自己也成了嫌疑人——而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至今仍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AB贷案件的办理有一个显著特点:同一个团伙、同一批事实,不同角色的结局可能天差地别——有人是组织者,有人是执行者,有人只是“工具”,有人甚至是彻头彻尾的被害人。角色,决定了罪名、金额与量刑的起点。本文即由刘彬律师团队结合AB贷类案件的辩护实务,为涉案人员与家属梳理:团伙内不同角色各有哪些辩护方向,专业律师又能在哪些环节提供实质帮助。
一、先把人摆对位置:AB贷团伙的典型分工
从公开判决与办案实践看,AB贷团伙的人员结构大体可分为六类:一是幕后实控人与出资人,往往隐于幕后,决定业务模式与利润分配;二是股东、管理层与团队长,负责招募培训、下达指标、管理“话术”;三是业务骨干,包括电话邀约的话术组、负责顶名操作和材料“包装”的操作组、管理资金账户的财务;四是普通业务员、客服与行政人员,按公司话术邀约客户、接待“见证人”,领取底薪与提成;五是专门组织、招募“背债人”或假扮“见证人”的中间人;六是链条两端的名义借款人B与实际用款人A。
需要特别提醒家属的是:在侦查初期,办案机关对每个人的“角色画像”往往来源于同案供述与初步证据,未必准确。此时最忌消极等待——尽快让律师介入会见与沟通,把当事人在链条中的真实作用、参与时间、获利情况客观呈现给办案机关,常常能改变案件走向。
二、分角色辩护方向解析
(一)实控人与决策骨干:在“重罪红线”上争取最精确的落点
此类人员通常被认定为主犯,面临合同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档的严厉指控,辩护的着力点在于:其一,单位犯罪之辩——若犯罪以公司名义实施、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应适用单位犯罪的相应条款,对自然人的追责范围与罚金结构均不同,涉案人员有机会获得更轻处理;其二,非法占有目的之辩——公司是否有真实经营、是否提供过实质服务、有无履约与退费记录,是区分“违规居间”与“刑事诈骗”的关键,也是审查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设立之初即预谋,还是经营中途异化)的基础;其三,罪名之辩——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在构成要件、数额标准与法定刑上均有差异,需结合有无合同载体、欺骗对象与场所仔细辨析;其四,金额之辩——犯罪数额应限定为实际骗取的服务费,剔除未实际收取、已退还及被害人未产生实际损失的部分,贷款本金一般不应计入诈骗数额;其五,主从再分层——幕后实控人与挂名法定代表人、名义股东之间,须以出资、决策、分利证据切割责任,防止“谁被抓谁就是老板”;其六,从宽情节体系——自首、立功、退赃退赔与认罪认罚的量刑协商,务必在专业指导下逐项固定、择机提出。
(二)团队长与操作骨干:把“作用”与“明知”摆上桌面
团队长常被认定为主犯或积极参与者。辩护要点在于精确还原其实际作用:是否参与犯意形成与利润分配,还是仅执行上级指令、按业绩提成;其对“B才是真实借款人”这一核心骗局是否明知、何时明知。对于负责顶名操作、伪造材料的操作骨干,则要重点区分“明知并参与造假”与“按指令操作、不明用途”两种情形,避免因岗位标签被整体拔高为“骨干”——岗位名称是公司给的,作用大小却要由证据说话。
(三)普通业务员与辅助人员:别做“替罪羊”,争取从犯乃至不起诉
实务中,普通业务员通常被认定从犯,但“从犯”内部的量刑差异极大,关键看辩护能否让司法机关看见三点:一是其仅按公司既定话术邀约客户、未参与贷款操作与资金分配;二是其对“AB贷”骗局内核缺乏明知——拿着正常底薪打电话,与明知骗局仍积极促成,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主观状态;三是其获利仅为普通劳动报酬,未分得赃款。上海市普陀区法院审结的王某等八人合同诈骗案中,同案人员包括多名普通员工,最终量刑自四年直至十个月不等——同案不同判的背后,正是辩护精细度的差别。对参与程度低、获利少、初犯偶犯的普通员工,应全力争取相对不起诉或缓刑;即便进入审判,也应争取在从犯基础上再降一档。
(四)名义借款人B:先辨身份,再定策略
对当初“好心帮朋友做个见证”的B而言,第一步永远是身份之辩:若其确系被话术蒙蔽、对贷款以自己名义办理毫不知情,应据理力争被害人地位——侦查阶段争取不予立案、撤销案件;已被移送审查起诉的,围绕“主观不明知、无共同犯罪故意、未使用资金”提交法律意见,争取存疑不起诉。若经审查B对借名贷款知情甚至从中收取好处,则应以从犯、坦白、积极退赔等情节争取从宽。无论哪种情形,B都应同步启动民事止损:整理证据报案、以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合同,避免征信与财产损失继续扩大。
(五)实际用款人A:非法占有目的与共谋是核心战场
A的辩护重点在于两点:其一,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资金究竟用于经营周转还是挥霍、有无持续还款记录、有无抵押与协商还款行为,客观资金流向是判断的“镜子”;其二,与中介是否存在共谋——是被中介“转贷承诺”所骗的二次受害人,还是明知借名骗贷仍积极拉人、分赃的合作者。若A本身亦受骗,则存在无罪或轻罪空间;若确已涉案,则应通过如实供述、退赔挽损,把责任锁定在自己实际参与的范围之内。
(六)贯穿所有角色的共同议题:金额、退赔与责任切割
无论哪个角色,都有三条“通用辩点”值得重视:一是金额之辩,逐笔核对经手贷款与收取费用,剔除未遂、重复计算与案外人部分,为当事人做“减法”;二是退赔之辩,退赃退赔的时点与方式直接影响批捕、量刑乃至不起诉——在律师指导下于关键节点理性退赔,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三是责任切割,主犯往往要对全案损失承担退赔责任,辩护必须防止当事人因角色模糊而被迫“兜底”,正如实务中常说:争角色定位,不只是为了刑期长短,更是为了不替别人背债。
三、律师能提供什么帮助?——一份分阶段的“黄金时间表”
(一)侦查阶段——“黄金37天”
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后,从拘留到提请批准逮捕通常有30天,检察机关审查批捕为7天,这37天被刑辩律师称为“黄金37天”,也是决定案件走向的第一道关口。在此阶段,律师的价值体现在:第一时间会见当事人,稳定情绪、厘清事实,防止其在紧张状态下作出与事实不符的陈述,同时核查有无违法取证;向办案机关了解涉嫌罪名与主要案情;针对“工具人”型涉案人员,提交《不予批捕法律意见书》与《取保候审申请书》,论证其社会危险性低、无逮捕必要,争取取保候审。实务经验一再表明:家属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在这个窗口期观望、犹豫——37天一旦过去,变更强制措施与沟通的空间将明显收窄。
(二)审查起诉阶段——阅卷定策
案件移送检察院后,律师获得全面阅卷权,这是辩护的“主战场”:从卷宗中筛选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比对同案供述的矛盾之处,寻找程序违法的突破口;对证据不足的案件,申请退回补充侦查或提交《不起诉法律意见书》,争取绝对不起诉或存疑不起诉;对确实涉案的案件,围绕罪名、金额、主从犯认定与检察官开展量刑协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内,为当事人争取最低的量刑建议——此时是否需要认罪认罚、何时签署具结书、退赔多少为宜,均需专业判断,绝非“签了就能轻判”那么简单。
(三)审判阶段——庭审攻防
庭审中,律师围绕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与关联性展开质证,就罪名定性、犯罪数额、主从犯认定、缓刑适用等问题发表辩护意见;对一审裁判认定事实不清、量刑过重的,依法提起上诉,并持续关注二审与申诉空间。从实践看,AB贷案件在审判阶段仍有相当多的“变数空间”:罪名之辩成功,量刑档可能整体下移;金额之辩成功,刑期可能明显缩短;缓刑之辩成功,当事人则可避免身陷囹圄。
(四)刑民联动——一揽子的“组合拳”
刑事之外,专业团队还能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对B当事人,协助组织报案材料、以刑事立案支撑民事撤销之诉、应对银行诉讼与强制执行、指导征信异议处理;对涉案公司,就企业合规整改、员工分层处理与经营止损提供整体方案。把“刑事辩护+民事止损+合规整改”拧成一股绳,正是专业刑辩团队区别于一般法律咨询的核心价值所在——它不仅关乎一纸判决,更关乎一个家庭、一家企业的未来。
四、刘彬主任律师团队提醒
给涉案人员家属三句话:
第一句,时间比金钱更珍贵。黄金37天稍纵即逝,会见、取保、定性沟通都需要抢在第一时间完成,观望和犹豫的代价,往往是一个家庭难以承受的。
第二句,警惕“捞人”话术。刑事案件没有“托关系”的捷径,依法委托执业律师才是正道——谨防有人以“有关系、能运作”为名骗取钱财,让家属在承受案件压力的同时再遭二次伤害。
第三句,把事实完整交给律师。向律师如实还原全部经过,配合梳理证据、理性决策退赔方案,律师才能为你制定最有利的策略;隐瞒关键情节,受损的只会是当事人自己。
浙江靖邦律师事务所深耕刑事辩护领域,在金融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辩护中积累了大量实务经验。如您或亲友正面临AB贷等相关案件困扰,欢迎来电来访咨询——专业介入越早,依法维权的空间越大。
宁波12年一线办案经验的主任律师团队,提供专业解答与解决方案,13605747856【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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