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丨从”显性”到”隐性”:十种变相受贿类型的法律界定与最新规范发展

吕林伟 评论225字数 6481阅读21分36秒

受贿罪丨从"显性"到"隐性":十种变相受贿类型的法律界定与最新规范发展

一、引言

变相受贿,是相对于直接收受钱财或贵重物品等传统受贿方式而言的概念。在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的背景下,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已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隐蔽、复杂的利益输送方式。这些行为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却难掩权钱交易的本质。

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十种新类型受贿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成为治理变相受贿的核心规范依据。此后,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深入,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新文件,对变相受贿的认定规则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本文梳理十种主要的变相受贿类型,结合《意见》规定及最新规范发展,加以系统分析。

二、《意见》确立的十种变相受贿类型

(一)交易型受贿:以低买高卖之名行权钱交易之实

交易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通过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向请托人购买物品,或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向请托人出售物品的方式收受财物。《意见》第一条明确规定,以此类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以房屋为例,若开发商设定最低折扣为8折,官员购房时却给予5折,则3折的差价即可能被认定为受贿款;反之,官员售房时市场价500万,请托人以700万购买,200万差价同样可能被认定为受贿。

《意见》同时规定了一个重要的排除情形: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根据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各种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不属于受贿。也就是说,正常优惠购物与变相受贿之间,关键在于是否为"不针对特定人"的普遍性优惠,以及差价是否达到"明显"的程度。

2026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中,王某某受贿案即涉及房产交易型受贿,以案例形式进一步明确了此类犯罪的认定规则。

(二)干股型受贿:未出资而持股,分红亦属受贿

干股,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意见》第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实践中,请托人常以让官员"入股"为名,官员不出资,年终却照常分红,该分红款即应认定为受贿金额。

干股型受贿在认定上需区分两种情形:其一,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其二,股份未实际转让,仅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三)合作投资型受贿:假合作之名,行收贿之实

合作投资型受贿,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行为。《意见》第三条明确规定,此种情形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实践中常见两种形态:一是"代为出资型",即由请托人实际出资,仅以国家工作人员名义持有股份;二是"直接获利型",即国家工作人员名义上参与合作投资,但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管理经营,却坐收经营"利润"。

(四)委托理财型受贿:理财为表,收贿为里

委托理财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意见》第四条规定,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上,前一情形以"收益"额计算,后一情形以"收益"额与出资应得收益额的差额计算。

这一规定的核心在于"明显高于"的认定。若实际投资收益仅5个点,请托人却给予15个点,则差额10个点即为受贿款。即便投资亏损,请托人仍保证官员不受损失,这同样是利益输送。

(五)赌博型受贿:牌桌之上亦有法网

赌博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通过赌博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意见》第五条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此类行为构成受贿。

实践中,区分贿赂与正常赌博活动、娱乐活动的界限,需结合以下因素综合判断:赌博的背景、场合、时间、次数;赌资来源;其他赌博参与者有无事先通谋;输赢钱物的具体情况和金额大小。请托人故意输钱给官员,官员欣然接受,即便以赌博之名,也难以掩盖权钱交易之实。

(六)特定关系人"挂名"领薪:吃空饷亦属受贿

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要求或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其不实际工作却获取薪酬的行为。《意见》第六条规定,此类行为以受贿论处。所谓"特定关系人",通常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即便特定关系人实际入职,但若未投入相应服务却领取高额薪酬,同样可能被认定为变相受贿。《意见》第七条还规定了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的问题——国家工作人员授意请托人将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亦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的,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七)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间接输送同样入罪

《意见》第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这一规定堵塞了通过特定关系人间接收受贿赂的制度漏洞,体现了对权钱交易的实质判断。

(八)收受贿赂物品未办理权属变更:占有即受贿

《意见》第八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用他人名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影响受贿的认定。这一规定明确了物权登记与受贿认定之间的关系——刑法关注的是权钱交易的事实,而非物权变动的形式。

(九)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及时悔过可免责

《意见》第九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这一规定为区分罪与非罪提供了重要标准——关键在于退还或上交是否"及时",以及是否出于真诚悔过而非掩盖犯罪。

(十)期权型受贿:离职后再兑现,仍难逃法网

期权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约定离职后再收受财物或到请托人处任职取酬的行为。《意见》第十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这意味着利益输送的"时间差"并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即便在职时未收取任何财物,只要双方心知肚明甚至明确约定离职后再兑现,同样构成受贿。此外,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

三、《意见》未列明但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变相受贿类型

除《意见》明确规定的十种类型外,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两类高频出现、争议较大的变相受贿情形,需要特别加以注意。

(十一)借款型受贿:以借为名,以贿为实

借款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以"借款"名义从请托人处获取资金,实质并无真实借款需求,或虽有借款但无归还意图的行为。借款型受贿的认定依据主要来自《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3年)的相关精神,而非《意见》正文。认定借款还是受贿,不能仅看是否有书面借款手续,应当综合考量以下七个方面:有无正当、合理的借款事由;款项的去向;双方平时关系如何、有无经济往来;出借方是否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谋取利益;借款后是否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是否有归还的能力;未归还的原因。

(十二)人情往来型受贿:礼尚往来不可逾越合理边界

人情往来本是正常的社会交往,但若红包金额显著失衡,则可能构成变相受贿。请托人家中办事,官员送礼1000元;官员家中办事,请托人回礼10000元——差额9000元即可能被认定为受贿款。礼尚往来应当基本对等,严重不对等便是一种利益输送行为。人情往来的认定依据主要来自《意见》第一条关于交易型受贿差额计算的逻辑延伸,以及《意见》第九条关于收受财物后退还或上交的规定,实践中需结合双方关系、往来频率、金额差异等因素综合判断。

四、最新规范发展:从《意见》到新司法解释

自《意见》施行以来,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新文件,对变相受贿的认定规则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以下按时间顺序加以梳理。

(一)《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从严惩处

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二)》,自2024年3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正案是继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之后对行贿犯罪的又一次重要修改,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有针对性地对一些严重行贿情形规定"从重处罚",进一步加大刑事追责力度。修正案明确规定了需要重点惩处的七种行贿情形,包括多次行贿或者向多人行贿、在国家重点工程或重大项目中行贿、为谋取职务职级晋升调整行贿等。同时,调整提高了单位行贿罪的刑罚,并对其他贿赂犯罪的法定刑作出相应调整。需要说明的是,该修正案主要涉及行贿端而非受贿端,但其对行贿犯罪的从严惩处,必然对受贿犯罪的法律适用环境产生影响,值得关注。

(二)中央纪委办公厅、国家监委办公厅《调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证据指引》(2025年12月)

2025年12月,中央纪委办公厅、国家监委办公厅印发了《调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证据指引》。该文件针对近年来出现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立足法定证据标准,完善取证思路、明确取证重点,着力破解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发现、取证、定性难题。

《证据指引》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表现形式进行了类型化归纳,梳理分析了二十余种具体类型,并围绕犯罪构成要件列明取证要点、明确证据标准。起草过程中,向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纪检监察系统相关单位广泛征求意见,取得了普遍共识和一致认可。从内容来看,《证据指引》覆盖了"影子公司""影子股东"代持牟利、收受高价艺术品、纵容亲属和特定关系人搭车经商及挂名领薪、通过违规交易和高息放贷及低买高卖获取大额回报、公职人员离职离岗后利用原职务影响力牟利等典型表现。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证据指引》的性质是纪检监察机关的内部工作指引,其效力层级低于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主要适用于监察调查阶段,不能直接作为刑事审判中的定罪量刑依据。但由于其与司法解释、刑事审判证据标准保持了衔接,在实践中对案件走向有重要影响。

(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2026年4月10日发布)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解释(二)》已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21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解释(二)》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细化完善法律适用标准,实现贪污贿赂定罪量刑标准全覆盖。其中与变相受贿直接相关的重要内容包括:

第一,细化预期收益型受贿数额认定规则。 《解释(二)》明确,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收受财物时的财物价值认定。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在此之前,股票股权的价值应当按收受时还是案发时计算,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此次《解释(二)》对此予以明确。

第二,健全特定财物真伪鉴定和价格认定规则。 对于真伪不明的财物和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应当进行真伪鉴定。对于价值不明的财物,应当进行价格认定。对于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一般应当进行价格认定,但是购买票据齐全,能够有效证明收受财物当时真实价格,行受贿双方无异议的,不作价格认定。经过价格认定的财物,一般以认定价格认定受贿数额,但是行贿人按照受贿人授意购买特定物品后给予受贿人的,应当以行贿人实际支付的购买金额认定受贿数额。

第三,完善斡旋受贿认定规则。 针对实践中行为人辩称"只承诺没行动、只收钱没办事"等规避情形,《解释(二)》予以回应,明确了斡旋受贿的认定标准。

第四,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定罪量刑标准。 《解释(二)》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标准执行,落实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保护。

此外,《解释(二)》还首次通过司法解释确立了单位受贿"数额+情节"双轨量化标准,明确了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等定罪量刑标准,完善了积极退赃认定规则和违法所得追缴规则。

《解释(二)》属于司法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相关案件时必须遵照执行,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四)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2026年2月发布,4月公开)

2026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聚焦虚增交易环节型、放贷收息型、房产交易型、投资收益型、原始股预期收益型等五种新型、隐性受贿类型。此批案例包含王某某受贿案等5件案例,均为近年来多发、社会关注度较高且实践中争议较多的受贿犯罪类型。

这批指导性案例的核心价值在于,以案例形式明确了各类新型受贿的认定标准和数额计算规则,揭示了贯穿其中的共同法理逻辑——对于受贿罪的认定应当穿透表象看本质,紧紧围绕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作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标尺。

具体而言:王某某受贿案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请托人以虚增交易环节方式给予的交易差价作为谋利回报,且所获差价与其职务行为具有对应性的,依法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

黄某某受贿、违法发放贷款案明确,国家工作人员明知请托人为感谢其谋利行为而以借款付息方式输送好处,且请托人向其借款利率明显高于向其他人正常借款利率,仍向请托人出借钱款并收取高息,高息部分与其职务行为具有对应性的,依法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以超出请托人同期正常借款利率中最高者的利率差所对应的利息数额认定。

孙某某受贿案与《解释(二)》紧密衔接,以案例形式对预期收益型受贿的范围、条件及数额认定等予以明确,对统一司法尺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指导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同类案件时应当参照适用,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对于人民法院而言,指导性案例虽不具有法定拘束力,但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说服力和参考价值。

五、结语:新旧规范的衔接与实务启示

综合来看,2007年《意见》确立的变相受贿类型框架至今仍然有效,且在新文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补充和强化。当前司法实践对变相受贿的认定呈现出两个显著趋势:其一,穿透式认定——不再拘泥于行为的表面形式,而是紧紧围绕"权钱交易"本质进行实质判断,以"是否承担真实市场风险"作为重要识别标尺;其二,数额计算精细化——预期收益型受贿的数额认定规则已得到明确,放贷收息型受贿以"超出同期正常借款利率中最高者的利率差"作为计算基准,实操性显著增强。

对于实务工作者而言,需要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的边界:真实民事活动与变相受贿之间,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职务行为的对应性、利益输送是否"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受贿的主观故意。在办理相关案件时,建议优先援引2026年《解释(二)》的具体条款,并结合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中的裁判逻辑进行论证。对于被调查人而言,了解上述法律规范,有助于在合法的框架内保护自身权益,避免因不当行为而触及法律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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