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邦说法丨警惕“AB贷”:链条上每一方的刑事法律风险

吕林伟 评论150字数 3807阅读12分41秒

编者按

“最近金融圈子里挺乱的,好多贷款中介被抓了。”这半年,类似的说法在不少人的朋友圈里流传,而现实比传闻更直接:2026年8月中旬,广州天河警方对珠江新城一家以“AB贷”模式运营的金融公司集中收网,多名从业人员被带走调查;更早之前,公安部会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已将非法贷款中介、“AB贷”诈骗列为金融领域“黑灰产”集群打击的重点,仅2025年6月至11月的首轮行动,全国即立案查处案件1500余起、打掉职业化犯罪团伙200余个、涉案金额累计近300亿元;甘肃、山西、河南平顶山等地也接连通报破获特大“AB贷”案件。不少几年前的“旧案”,如今正被逐一翻出清算。

在这一轮强监管、强打击之下,无论是曾被拉去“帮个忙”的亲友,还是从事过贷款中介的从业者,都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所谓“AB贷”,究竟踩了哪些法律红线?刘彬律师团队结合近期公开判例、官方通报与办案实务,对“AB贷”链条上每一方的刑事法律风险作一次全景拆解。

一、什么是“AB贷”:一场以人情为名的精密骗局

所谓“AB贷”,业内又称“人情世故贷”。通俗地说:A是真正需要钱的人,但征信差、负债高,从正规渠道贷不到款;中介便唆使A去找征信良好、有稳定收入的亲友B“帮个忙”——名义上是做“担保人”“见证人”,实际上却是以B的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钱归A用,债却挂在B名下。贷款发放后,中介当场扣除贷款总额15%至30%的“服务费”,再以“几个月后转贷到A名下”等话术稳住B。可这笔贷款根本不会“自动更名”,一旦A断供失联,银行追索的只有B。

这套骗局在操作层面已经高度“流程化”,固定为四步:第一步“引流筛选”,中介通过电话、广告专门寻找征信“黑户”等高负债客户;第二步“增信欺骗”,以“找个见证人提高评分、见证人不担责”话术,让A拉来亲友B;第三步“顶名操作”,以“查征信、走流程”为由拿走B的手机,代办人脸识别、电子签约,甚至提前教授B应对银行贷前调查的话术;第四步“资金收割”,放款后立即抽走高额服务费,其余资金转给A。其本质,就是“资质借用、风险转嫁”——而金融监管部门的风险提示早已明确:不存在所谓“养征信、6个月后自动更名”的合法操作,贷款合同上写谁的名字,谁就是法律上的还款责任人。

二、刑事法律风险分析

AB贷不是单一罪名所能概括,而是牵涉多方主体、多种罪名的复合型法律风险场域。以公开判例与司法口径为坐标,各方的风险大致如下:

(一)助贷中介:风险最集中的一环

司法实践中,AB贷案件中被追责最重的通常是助贷中介,其主要罪名是合同诈骗罪:中介虚构“提供见证人即可增信、见证人无需担责”的事实,隐瞒“见证人才是实际借款人”的真相,使客户陷入错误认识并支付高额服务费,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结的王某等八人合同诈骗案即为典型:该团伙以“见证贷款”为名隐瞒B系真实贷款人,骗取高额手续费50余万元,八名被告人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至四年不等,二审维持原判;在公开裁判文书的任某等合同诈骗案(案号:(2023)沪0107刑初1189号)中,法院亦持相同立场。

此外,若中介利用不知情的B作“工具”,以欺骗手段取得金融机构贷款并造成重大损失,则可能构成骗取贷款罪;其中介费用亦可被评价为转贷牟利,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高利转贷罪的间接正犯。上述行为与合同诈骗罪竞合的,司法实践一般从一重罪论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介非法占有的是客户支付的服务费而非贷款本金本身,故通常不宜认定其构成贷款诈骗罪;但若中介直接伪造材料、以欺骗手段取得金融机构贷款且自身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应当个案审查、准确适用罪名,不能一概而论。

(二)实际用款人A:从“客户”到“共犯”再到“主犯”

很多A以为自己是“受害者”或“客户”,实则不然。若A明知贷款以B名义办理、仍与中介串通欺骗B并分利,则与中介成立合同诈骗罪共犯;若A以“生意周转”“过桥资金”等虚假理由诱骗亲友B以本人名义贷款,得款后挥霍、失联,其行为可独立构成诈骗罪。武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潘某案中,潘某虚构贷款用途、隐瞒真实金额,诱骗“发小”张女士签下50万元借贷合同,不到三个月将40万元挥霍一空,最终被以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上海松江法院审理的吴某某案中,吴某某以同样套路骗取沈某80余万元贷款资金,被判诈骗罪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征信不好办不了贷款”,从来不是免责的理由——借用亲友的征信去“借”,借来的可能是实实在在的刑期。

(三)名义借款人B:被害人与嫌疑人,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对B而言,法律身份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可能,必须严格区分:其一,若B系被“见证”“担保”“走流程”等话术蒙蔽,对“自己是实际借款人”毫不知情,那么其是骗局的被害人而非嫌疑人——若公安机关错误将其列为嫌疑人,家属应当第一时间委托律师沟通,争取不予立案、撤案或在审查起诉阶段获得不起诉。其二,若B明知贷款以自己的名义办理、由他人使用,仍配合操作甚至从中分利,则可能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罪、骗取贷款罪等犯罪的共犯。最高检同时提示:即便B在办理过程中隐约察觉自己是实际贷款人,仍碍于情面接受中介话术、签下“A负责还款”的承诺书,刑事上可能被认定主观明知,民事上更难以免除对银行的还款责任。“签字”这一动作本身的分量,远比想象中沉重。

(四)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内外勾结的代价

若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明知借款人不符合放贷条件,仍与中介内外勾结、违规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造成重大损失的,可能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收受贿赂的,还可能触犯受贿罪或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放贷环节的“内鬼”,同样是本轮集群打击的清查对象。

(五)围绕“AB贷”的黑灰产:一张罪名罗网

为支撑骗局,中介往往伪造营业执照、收入证明、银行流水等材料,可能构成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通过购买、交换等方式非法获取客户征信信息,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发布虚假助贷广告,可能触犯虚假广告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转移涉案资金的,还可能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一次“帮忙”,牵出的可能是一整套罪名罗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此类案件的追责范围往往远大于“贷前”环节。

三、刑民交织:签字即担责,责任不会自动消失

刑事风险之外,民事责任同样沉重。金融借款合同系B与银行直接订立,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B须对银行承担还本付息义务;“贷款是替别人借的”这一内部约定不能对抗银行,逾期后B将面临诉讼、强制执行、账户冻结乃至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等后果。B与A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亦因“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而无效,A虽应返还资金,但实践中A往往已无清偿能力,“赢了官司拿不到钱”是常态。

因此,对已察觉被骗的B而言,最有效的止损方式是“刑民并行”:一方面,第一时间整理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签约录像等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以刑事立案固定“受欺诈”事实;另一方面,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以欺诈为由请求撤销贷款合同、停止损失扩大,并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刑事认定往往是民事诉讼中最有力的证据——报案越早,主动权越大。

四、司法风向:从个案裁判走向全链条打击

从政策脉络看,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已就“AB贷”类骗局形成打击共识:2026年4月,公安部经侦局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稽查局联合部署新一轮金融“黑灰产”集群打击,AB贷被列为重点对象;地方层面,甘肃警方通报立案4起、捣毁窝点5处、采取强制措施39人,初步查明AB贷业务936笔、涉案金额1.27亿元;河南平顶山一案中,团伙以“商务咨询”为幌子在多省份注册22家“连锁”公司,受害人上千人、涉案金额3300万余元。

从量刑尺度看,主犯与从犯、策划者与工具人之间的落差正在被司法机关反复强调——有人因诈骗罪被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也有人仅承担十个月的刑责,还有人因系被蒙蔽的“名义借款人”而获不起诉。同样是涉案,位置不同、结果迥异。AB贷案件发生后,老板、骨干、业务员与“背债人”各自有哪些辩护方向、律师能够提供哪些实质帮助,我们将在下一篇《“AB贷”案发之后:分角色辩护路径全解析》中,由刘彬律师团队结合办案实务展开专题解读。

五、刘彬主任律师团队提醒

第一,对普通公众,牢记“三不”:不借名——任何以自己名义贷款给他人使用的请求,无论对方是亲友还是“专业机构”,一律拒绝;不刷脸——人脸识别是身份认证的最后一道锁,绝不交由他人操作;不签字——看不明白的文件不签,所有“见证人免责”“几个月后转名”的承诺,都可能是陷阱入口。谁签字、谁负责,法律只认合同上的名字。

第二,对已涉事的各方,切忌两种错误:一是自行“硬扛”,消极应对传唤、错过陈述与取保的最佳时机;二是病急乱投医,轻信“有关系、能运作”的“捞人”话术,反而陷入二次诈骗。刑事案件的走向,往往在立案之初就已开始书写——及时委托专业律师,依法表达立场、固定有利证据,才是唯一稳妥的路径。

第三,对曾从事或正在从事贷款居间业务的从业者,请务必对照本文自查业务模式:以“见证”“增信”为名行借名贷款之实、收取畸高服务费的,即便过去几年“相安无事”,在集群打击与旧案清理的大背景下,风险随时可能被重新点燃。

浙江靖邦律师事务所深耕刑事辩护与金融犯罪防控领域。如您或亲友正面临类似困扰,欢迎来电来访咨询,我们将以专业判断,为您厘清风险、依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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